台北歷史記憶畫廊
台北盆地在荷蘭西班牙時代還是一片沼澤,只有少數原住民居住。清代之後漢人漸多,但台北城在台灣各城市當中算是建造極晚的,連恆春築城的年代都比它久遠。 不過當劉銘傳建台北城並將撫台衙門設在此後,台北就迅速就取代台南府城的地位成為台灣的首府,一直到今天。

台北做為台灣的首府,在日治時代留下許多華麗典雅的西式建築,一直存在老一輩人的印象中,雖然許多已被破壞改建,但仍有一些存留至今。 近來興起一股整修舊建築做為文創使用的風潮,讓這些美麗的回憶再度呈現在人們眼前,而日治時代的寫真書也成為現代年輕人喜好的商品,雖然他們並沒有生活在那個年代,但或許是「隔代浪漫」,但現代的年輕人甚至比真正在那個年代生活過的老人還要熱中。

但畢竟歷史照片數量有限,而且幾乎都是黑白的,加以大多是客觀的旁觀視角,缺少戲劇化的浪漫意境,唯有透過插畫的藝術創作才能彌補這個缺憾。 「台北歷史記憶」就是要來做這件事,把那些浪漫的回憶圖像化。這些插畫由著名的海事歷史研究者與插畫家姚開陽先生親自繪製,作品將陸續增加。 。





西班牙人發現台北
西班牙人在1626年由菲律賓的馬尼拉派出艦隊由伐爾得斯(Antonio Carreño de Valdes)率領率大划船2艘,戎克船12艘搭載兵士300名沿台灣東海岸航行,5月11日艦隊到達三貂角(Santiago),在經過東北角突出地時將之命名為”San Diego”,後來諧音轉為今天的「三貂角」,但是三貂停泊不易,所以繼續北上在次日抵達雞籠(今基隆),16日在社寮島(今和平島)舉行佔領儀式,隨即開始築城,城名聖救主城(San Salvador)並建砲臺4座。 西班牙人接著在1627年占領滬尾(今淡水)建立「聖多明哥城」 (Fort San Domingo) ,之後發現兩邊很難互為犄角,因為海路受季風洋流影響,沿海岸的陸路又崎嶇難行,因此想要找一條更為便捷的道路,於是長官胡安·德·阿爾卡拉索(Juan de Alcarazo)在1632年派出80名士兵溯淡水河與基隆河往上游探索,終於打通雞籠到滬尾的道路,並成為第一個進入臺北盆地的外來人士。圖為西班牙探險隊搭乘小船循淡水河進入台北,當時的台北平原還是處處沼澤 。



頂下郊拚
由於在荷蘭統治末期引進漢人移民故意區隔來源分開定居,造成隔閡猜忌,讓台灣的族群矛盾問題一直十分嚴重。 械鬥主要為來自不同原鄉的「閩粵鬥」及「漳泉拚」,閩客漳泉之下還可以再細分陸海縣邑,照樣惡鬥。也有經濟因素的譬如爭奪田地或水源,甚至家族之間的械鬥。 由於清廷在台吏治不彰,無力控制,更使得台灣呈現無政府狀態。族群矛盾到今天也還沒有完全化解。 圖為1853年台北艋舺的「頂下郊拚]」,同樣為泉州籍的三邑與同安人械鬥,焚廟燒屋,死三千餘人,造成同安人退走大稻埕後因禍得福,遇上五口通商開埠機遇,靠貿易繁榮至今,反而三邑人雖獲勝占有艋舺,卻因河道淤淺而逐漸沒落。



台北建城
由於「牡丹社事件」的刺激,清廷於1875年批准了沈葆楨「臺北擬建一府三縣」的奏摺,台灣的首府由台南遷至台北,管轄區域除了今日的台北市還包括新北市、基隆市、桃園市、新竹縣市與宜蘭縣,幾乎囊括整個北台灣。台北雖然是府城但築城的時間卻甚晚,甚至恆春城都比它早,台北城自1879年研議到1882年開工,1884年竣工。城內面積1,4平方公里,城牆以安山岩為材料並以糯米糖水黏合,非常堅固。台北城設有5個城門:北門(承恩門)、西門(寶成門) 、東門(景福門)、南門(麗正門)、小南門(重熙門) 。
台北城的位置選定是有原因的,早在建城之前台北的市區就因「頂下郊拚」械鬥而分成艋舺與大稻埕兩個互不相連的獨立區域,官方要選擇建城的位置無法獨厚一邊,乾脆選在兩者中間未開墾的荒地。城的設計由首任知府陳星聚負責,陳根據傳統中國城池的子午線方向與棋盤式街道設計,但負責興建的台灣兵備道劉璈卻有自己的一套風水理論將方位向東旋轉16度,讓台北城西面與淡水河平行,東面有群山依托,但城門卻因此成為角門的型態,而且棋盤式街道並未隨著城牆的轉向而調整方向,造成今日台北的街道有許多斜直交叉的銳角。
1895年日本佔領台灣後實施都市規劃於1904年將城牆與拆除,只保留等四座城樓,所以台北城牆實際只存在30年。



茶葉貿易與大稻埕
台灣的茶葉種植最初從福建引進,十九世紀英國的茶葉大部份都自中國進口,其中許多來自台灣,當年在西方是非常高單價的商品,臺北大稻埕的茶行與碼頭(現在的迪化街與貴德街一帶)當年就是因為茶葉貿易而興起。早年臺灣北部產自大嵙崁溪上游的茶葉都是用小船順流而下運抵艋舺(南島語系的原住民語”Bangka”即小舟舢舨之意,後被日人改為同音字萬華 )。後艋舺淤淺便往下遊移到大稻埕。當年碼頭前的戎克船可以直駛福建廣東,或至淡水換乘洋行的輪船送往倫敦。
台灣茶的產業是由英國商人約翰.陶德(John Dodd)開始的,他從福建安溪引進茶種種植,開設在大稻埕的洋行助手就是李春生。當年艋舺是臺灣北部的商業中心,後發生漳泉頂下郊拼械鬥,同安人不敵被迫遷往下游的大稻埕,剛好遇上茶葉貿易的興盛,因此大稻埕淩駕艋舺成為新的商業中心,同安人因禍得福繁榮至今。劉銘傳擔任臺灣巡撫要興建臺北城時因不想涉入漳泉紛爭,故意選在艋舺與大稻埕中間的三不管地帶,就是今天的臺北市城中區。而且還特別為艋舺的泉州人開了第五個城門「小南門」專供其進出。
台灣的茶還與美國的獨立建國有關。當年英國政府在美洲殖民地耗費巨大,因此想要藉茶葉課稅來彌補財政,卻引發波士頓的「茶稅事件」(Boston Tea Party),1773年一群抗議徵稅的市民化裝成印地安人闖入停泊波士頓的英國茶葉船把茶箱拋入港中。這個事件引發了獨立運動締造了美利堅合眾國,大航海貿易使得兩個遙遠的國家命運連結在一起。



騰雲號與北門車站
劉銘傳從德國霍恩索倫機車廠引進第一台蒸氣機關車「騰雲」號從台北北門的甕城前駛過,圖中可見「騰雲」號的煙囪與後來不同多了鑽石型的罩子,那是因為會冒出火星引燃後面的木製車廂而加裝的火星收集罩,這在劉銘傳鐵路剛通車的時代是沒有的。其它同時引進的火車頭分別命名為「御風」 、「超塵」、「攝景」、「掣電」等,充滿中國式科幻的趣味。 「騰雲」與 「御風」由德國Hohenzollern Aktiengesellschaft für Lokomotivbau 公司製造, 「超塵」、「攝景」、「掣電」則是 由英國Hawthorn Leslie & Co公司製造。



劉銘傳鐵路台北淡水河橋
1875年上海的英國商人投資興建從上海到吳淞15公里長的鐵路,1876年建成後引起中國地方社會的抗議反對,理由是破壞風水,最後由中國政府於1877年10月以28萬5千兩銀子收購拆除,拆除後的鐵軌被堆置岸邊銹蝕,劉銘傳看上這批鐵軌運往台灣用來興建從基隆到新竹的鐵路。這條全長106公里,中國真正意義上第一條商業營運的鐵路從1887年4月開始動工,1891年10月基隆到臺北段通車,1893年臺北新竹段通車。原計畫是要以台南為終點,但1895年台灣割讓日本而未能完成。劉銘傳在建造這條鐵路的初始就制定為1067mm的軌距,這個通稱為「窄軌」的規格沿用至今。
劉銘傳的鐵路由於選線不良,坡度與轉彎半徑都不理想,而且材料與施工品質不佳,橋梁時常被大水沖毀,在日本占領台灣之後重新選線重建,原來的106公里中只剩0.8公里可用,目前唯一尚存的劉銘傳鐵路遺跡是基隆的獅球嶺隧道,這也是中國第一條鐵路隧道,但當年設計不良坡道不合理所以使用不久就廢棄。前頁的跨頁圖顯示「掣電」號機車頭牽引列車從台北北門站出發經大稻埕通過淡水河上的大木橋,這座橋樑在1888年完工,是後來「台北大橋」的前身。



辜顯榮引日軍進台北城
1895年甲午戰爭清廷戰敗簽下了馬關條約, 將臺灣、澎湖永久割讓給日本,台灣仕紳不從組織抗日聯軍,考慮到清廷簽訂的是國際條約,不想讓朝廷為難故自組「臺灣民主國」 ,國號「永清」,並言明事畢後即回歸祖國,首任總統為原臺灣巡撫唐景崧,但唐無心抗日,從淡水棄職潛逃回大陸,抗日聯軍頓時瓦解,被唐景崧遺棄的廣勇無人節制又缺乏給養,成為暴民在台北城內到處燒殺擄掠,百姓苦不堪言,於是大稻埕仕紳富商李春生等人協議請求日軍速進城平亂,負責攜帶信函出城尋找日軍的是他們當中最年輕的辜顯榮。辜由台北城出發循往基隆的鐵路在水返腳(今汐止)遇見日軍先頭部隊(見前頁跨頁圖),當時日軍還弄不清楚前方狀況不敢輕舉妄動,辜顯榮被帶往基隆港的「橫濱丸」上與預定擔任總督府民政長官的水野遵(即「牡丹社事件」的通譯)見面,日軍這時才知道台北城已經無人防守,迅速於6月7日由北門進城,距唐景崧逃跑不到3天。
事實上當時出城尋找日軍的不僅僅辜顯榮,還有三名洋人分別是美國記者J. W. Davidson 、英國商人Thomason與德國商人Ohly ,而且日軍接通城內電報線連絡上丹麥籍的電報員也告訴日軍城內狀況請他們速來。辜顯榮後來藉由日人賞予樟腦與鹽的專賣權日進斗金,成為台灣最有錢的家族終生享盡榮華富貴,不過研究辜顯榮的發跡史引日軍入城並非關鍵,事實上開北門城門的另有其人,辜顯榮主要是後來幫日軍誘捕清剿抗日勢力、建議保甲制度控制社會,及與林獻堂的台灣設置議會請願運動打對台,才是獲得日人歡心的原因。
相較於輕鬆進入台北城,對日軍真正的抵抗行動從桃竹苗開始,愈往南愈激烈,到10月11日日軍再在南臺灣的枋寮登陸,南北夾擊於22日控制全臺灣。戰事約持續了5個月,是役日軍僅陣亡164名,瘴癘病死的卻有4,700名包括主帥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台籍義軍則陣亡達14,000名,是謂「乙未征台」戰役。



日軍由北門進台北城
日軍在6月7日進入台北城(見圖),6月17日臺灣第一任總督樺山資紀在台北舉行始政典禮,當時日軍正在向南推進,以為很快就可以底定全台,那知愈往南抵抗愈激烈,只好再增加乃木希典率領的第二師團由枋寮登陸南北夾擊會師台南。當日軍於10月21日進入台南城後,11月18日樺山資紀宣布「全島悉予平定」,但接下來20年還有很多武裝抗日事件發生。其實一如清代的幾次大動亂,這些抗日事件未必都有很清楚的政治意識,許多只是不滿日本人欺壓的偶發事件,或社會邊緣組織被逼上梁山的奮力一搏,目的原始甚至充滿迷信色彩,見識、格局、手段、資源都不足,因此很難持續而曇花一現,終究無法改變被殖民的命運。
總督府在1895年當時給台灣人兩年的緩衝期選擇國籍,由於漢人移民大部份都已在台灣落腳生根,除非有很強烈的民族意識,否則很少人會想回到大陸,最後只有六千多人選擇離開。許多離開者當時沒有想的太多,後來發現喪失台灣身分就喪失了留在台灣資產的所有權,這對擁有大批土地的大家族尤其重要,面對家族內爭產,許多人又回流,板橋林家就是一個例子。
台灣在1683年被從海洋拉回到農業帝國的圍牆內,212年後再度回到海洋成為海商帝國的一環,日本人師承英國的殖民政策,學的微妙微俏,但有一點與英國不同,英國人只要有錢賺不太會去涉入當地傳統社會的事,譬如在香港華人一直遵行大清律令甚至到二戰後,這讓英國人少了很多麻煩。但日本人不同,日本急於將台灣當成實驗場,所以會積極想改變人民的教育、文化甚至衛生習慣,一如葡萄牙人當年想要在日本傳教,這多少有些理想性色彩,但吃力不搞好,很多衝突因此而起。



第一代總督府
台灣總督府從第一任的樺山資紀到第七任的明石元二郎一直都設在原來的臺灣承宣布政使司衙門及欽差行臺內,當時是正對西門(寶成門),直到1919年3月新建的總督府完工才遷移。總督府就是現在的總統府,而巡撫衙門於1932年拆除原址改建台北公會堂(今中山堂),欽差行臺部份建築物拆遷到植物園內。



總督府與司法大廈
美國華盛頓DC以國會山莊為核心,往下俯看白宮與司法部都隱身在兩側,這代表三權分立中的國會立法權最大,因為它直接代表人民。反觀殖民地政府就不是這樣了。殖民地有行政權,有司法權,但是沒有立法權,我們從各殖民地政府的官署建築佈局就可看出,無論是香港、新加坡、馬來亞,甚至加拿大、澳洲,在城市的中央一定是巍峨壯觀的總督府代表母國的行政權,一旁還有一幢同樣金碧輝煌的建築是法院代表獨立的司法權,但另一邊卻是空的,因為殖民地沒有立法權,三權缺一權,所以沒有議會大廈。
臺灣在日本殖民時代是完全一樣的狀況,以致於國民黨到臺灣後將總督府改為總統府、法院成為司法院及最高法院,最重要的國會立法院卻因為沒有地方安置被塞到中軸線外的一個小學校,到今天仍然沒有改變,感覺十分不符合三權分立的民主精神。



台北大轟炸
當菲律賓被美軍攻克之後,台灣已進入美軍轟炸的範圍圈內。首先是針對軍事及工業基地為目標,到了1945年開始對城市實施地毯式轟炸以摧毀民心士氣,3月16日首次空襲台北。
台北遭受最大的一次空襲是在5月31日駐菲律賓蘇比克灣的美國第5航空隊派出117架B-24重轟炸機空襲台北,從上午10點起到下午1點輪番轟炸,共投擲了3,800枚炸彈。
雖然美軍的轟炸主要針對台北市的政府官署建築,譬如台灣總督府就在此次轟炸正面被炸垮,但亦有許多學校教堂廟宇民宅遭受池魚之殃,民眾死亡達3,000多人,受傷數更超過萬人。



大稻埕教堂
天主教道明會於1911年在台北市大稻埕開工興建一座哥德式教堂於1914年落成,稱為「蓬萊町大聖堂」,建築極為宏偉成為當時台北市的著名地標。1916年道明會又在教堂旁成立女學校,即為戰後的靜修女中。1945年5月31日盟軍飛機對台北實施大轟炸,當地民眾以為盟軍不會炸教堂而群集於此,不料竟被炸全毀而造成嚴重的傷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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