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商歷史畫廊
「海商歷史畫廊」裡面所有的插畫由著名海事歷史研究者姚開陽先生親自繪製並撰寫圖說文字。「海商歷史畫廊」主要表現西方大航海時代海商帝國的興起及與東亞各國的關係。

「大航海時代」又稱「地理大發現時代」(Age of Discovery),指從15到17世紀歐洲國家的船隊在世界各處尋找著新的貿易路線、資源和市場,所謂「大發現」只是從歐洲的角度而言,事實上那些地方本來就存在,甚至有比當時歐洲還要昌盛的文明,而且遠在「大航海時代」之前透過絲路歐亞貿易就已十分發達,但因中間被阿拉伯國家壟斷,讓歐洲興起另尋到達亞洲直接航路的想法,在地圓說成熟與帆船航海技術進步後這成為可能。

我們對西方的大航海時代總是喜歡用工具而非系統的角度來詮釋,也就是只狹隘的從船與航海科技的角度來談,就不免以管窺天。 中國雖然號稱許多航海科技是他們發明的包括舵、錨、水密隔艙、指南針等,這其實是簡化了演進過程與其他民族譬如阿拉伯人的貢獻。 而且擁有航海科技不等於必然出現大航海時代,它是必要而非絕對條件。西方大航海時代的發生與海商興起關係更密切,譬如哥倫布的航海並不是為了西班牙女王個人的興趣而是被賦予繞過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往西尋求到達印度更直接貿易航路的使命,才意外發現了新大陸。 航海是很高成本的行動,沒有豐厚的商業誘因要人投資是辦不到的,唯有納入市場經濟,一切都有價格與成本為依據,才可能持續有資源挹注,否則就會像中國的鄭和下西洋,只是皇帝個人腦袋發熱,完全沒有經濟效益支撐,就很容易人亡政息,最後什麼也沒有留下。 我們要談的不僅是航海科技,更多的是海商思想,這對台灣才是最重要的。

雖然「海商歷史畫廊」裡面的圖大部份與西方海商帝國有關,但如果要在台灣海事博物館展示海商歷史,勢必得從西方講起,因為東亞國家沒有海商的思維。





馬可波羅與泉州港
雖然西方的「大航海時代」是為了繞過阿拉伯人開闢與東亞貿易的直接航路,但無論是哥倫布的發現新大陸,或更早的鄭和下西洋,都受益於阿拉伯人的航海技術。事實上當時阿拉伯人是全世界最卓越的航海家。早在宋元之際元代以前大食(阿拉伯)與波斯(伊朗)商人就雲集泉州(舊名莿桐) ,使得泉州港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商港,甚至由大食人蒲姓家族長期擔任市舶司(港務長)來經營,當時的泉州清真寺林立,各色人等混居,是最早國際化的城市。
馬可波羅就是由泉州循海路回國的,他回到義大利後所出版的遊記敘述在大元帝國的所見所聞,遙遠而神秘的東方在當時歐洲人的心目中就是遍地黃金的富庶之國,從絲路運來華麗而昂貴的東方商品也證明了這點,這直接引起後來歐洲許多航海家往東方探險尋寶的動機。
泉州雖然因元末波斯戍兵之亂引起的種族屠殺與明初朱元璋的禁海令而沒落,但航海基因卻被保留下來,台灣的漢人移民絕大部份是從漳泉一代港口出發的。我們談福爾摩沙的海洋基因,不能不從阿拉伯人治理下的泉州港談起。



鄭和下西洋
鄭和七次下西洋,曾經多次以艦隊的軍力參予各地番邦小國的王位繼承之爭或協助彌平內戰,扶植親明朝的政權,從這個角度觀之毫無疑問是「炮艦外交」 ,但鄭和的這些作為是基於中國傳統「朝貢外交」的政治目的與明永樂帝的好大喜功,還有一種可能是追索廢帝的餘黨,總之是沒有商業目的也沒有經濟效益,那就註定難以為繼,下一任皇帝上臺若不願繼續買單就人亡政息了。這與之後西方大航海時代興起的「炮艦外交」完全商業導向有著根本的不同,儘管他們的手段看起來類似。
很奇怪的是鄭和下西洋的檔案、紀錄、文物目前幾乎無存,以中國歷朝史官重視文字記錄這是很不可思議的。有人說後任的宣德皇帝認為是弊政所以一把火燒了,這更是匪夷所思,中國過去即使朝代更迭史料也很少散失,何況還是同一朝先祖大行皇帝的豐功偉績? 以至於較近世的明朝發生如此大事史料竟不如更早的周秦漢唐來的清晰齊全,造成後世一直有人爭執寶船的規模,甚至懷疑鄭和下西洋到底是否真有其事。鄭和下西洋被推崇為中國歷史上的重大事件,這麼關鍵性的問題竟能拖延百年不得其解,也實在是讓人納悶。
有趣的是2002年由前英國皇家海軍潛水艇艦長加文·孟席斯(Gavin Menzies)所寫的「 1421:中國發現世界」(1421: 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the world)一書以航海學的專業檢視鄭和的傳說,根據洋流與觀星對導航的偏差分析海圖,提出鄭和部將的分艦隊在1421年就已環球航行,並且在航程中發現了美洲、澳大利亞與紐西蘭。
此書一出引起全球震撼而成為當時的暢銷書,有趣的是反對這種說法的全部都是華人學者,他們的理由一律都是孟席斯不懂中文,透過翻譯對文字內容做了錯誤解讀。由於文字的隔閡,孟席斯的確解讀錯誤許多文檔,如果原始事件不成立那麼航海學的推論也就沒有依據,最多是技術上有此可能而非事實存在的歷史。但這也指出中國學者治史的局限性,由於中國歷史學術界向來都是以文人為主,所有研究方式都根據檔案文字,然而航海是一門科學,也是對大自然的親身體驗,用文人來治航海或海軍史必然有許多局限不足之處,未來唯有集合各方面的專業共同研究才能得到比較具權威的結論。



哥倫布的船隊
「大航海時代」最初由葡萄牙開始,之後西班牙加入競爭,最後雙方協議葡萄牙專往非洲發展,這導致西班牙朝向大西洋更遠方探索,重要結果之一是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在1492年「發現」了美洲新大陸。哥倫布是義大利人,由西班牙女王伊莎貝拉支助完成航行,伊莎貝拉這項投資的報酬顯然極為豐厚,新大陸大量的黃金與白銀被運回西班牙讓這個伊比利半島上剛從摩爾人手中解放的窮困小國突然一躍變成歐洲第一強國。 由於「大航海時代」一開始就是以貿易為導向,所以經濟目的十分明顯,能夠形成一個長期維持的運作模式,不像只為政治目的的鄭和下西洋,沒有經濟收入支持很容易隨人亡而政息。
圖為哥倫布的船隊在航向未知的新大陸途中,圖左領先的是哥倫布的旗艦”Santa Maria”號(約100噸) ,圖右跟隨的是”La Pinta”號(約55噸),圖中遠方的是” La Niña”號(原名” Santa Clara”號,約60噸)。 ”Santa Maria”號在抵達新大陸後損毀。



哥倫布發現新大陸
哥倫布一直以為自己到達的地方是印度,後來另一個義大利學者亞美利哥(Amerigo Vespucci)實地調查測量聲稱這是一個新大陸,結果後世就以其名來命名為「亞美利加」。這幅有趣的圖是表現哥倫布心裡的想像,登上海岸與印度大公會面,但這個畫面從未存在於現實中。哥倫布雖然與新大陸的命名失之交臂,但他真正的影響是開創了西歐國家海外殖民與貿易的世紀,但也帶來美洲印地安人的種族大滅絕。



葡西協議瓜分世界
地理大發現時代的兩個先發國家西班牙與葡萄牙在爭奪新世界地盤時不免產生衝突,為了避免自相殘殺讓其他歐洲國家獲利,在教皇亞歷山大六世的調解下於1494年6月7日在西班牙卡斯蒂利亞的托爾德西利亞斯簽訂了「托爾德西里亞斯條約」 (西語:Tratado de Tordesillas,葡語:Tratado de Tordesilhas )。條約規定以西經46°37‘為分界線做為兩國勢力範圍,以西歸西班牙、以東歸葡萄牙。這條經線是基於當時西、葡兩國已經佔領的新大陸與西非地區的既成事實而劃定,但由於地理位置的特性,葡萄牙因此條約獲得南美洲的最東端,也就是後來的巴西,成為整個美洲西班牙世界中唯一的葡萄牙殖民地。
條約訂定後西班牙專心往西發展,獲得美洲大量的黃金與白銀,成為當時歐洲第一強國,葡萄牙往東發展,為了避開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瓦斯科·達伽馬(Vasco da Gama)率船隊繞過非洲南端的好望角於1498年5月抵達印度,之後陸續在印度果阿、馬來半島的麻六甲、華南的澳門建立據點,最後達成連結日本的貿易航路。但荷蘭與英、法等國等國隨後跟進,葡萄牙沒有新大陸黃金白銀的收入支撐,很快無以為繼被後發的強國取代。
西班牙雖然比葡萄牙好一點,但到了19世紀末也逐漸衰弱,因為西班牙的強盛完全來自美洲的財富,這些黃金白銀來得太容易讓西班牙人喪失建立產業的動機,不像歐洲其他國家藉由工業革命發展科技,並利用殖民地的原物料與市場販售加工產品,西班牙完全坐吃山空,而且懷璧其罪,讓許多國家覬覦,技術力不夠仗打不贏,昔日霸主今日就只能淪為刀俎了。



香料群島的爭奪
1512年葡萄牙人在太平洋發現了香料群島摩鹿加(Maluku islands,今屬於印度尼西亞),而1521年麥哲倫在環球航行途中也在摩鹿加島登陸,由於「托爾德西里亞斯條約」並未對太平洋的勢力範圍有明確定義。於是雙方從1523年開始談判至1529年達成「薩拉戈薩條約」 (Treaty of Zaragoza)協議在太平洋上重新畫出一條子午線,這條分割子午線主要是排除西班牙對摩鹿加群島的權力,葡萄牙付給西班牙35萬金Ducat做為交換條件,由於西班牙被限定在分割線以西發展,因此於1571年佔領呂宋群島改名菲律賓,並跨越太平洋讓墨西哥出產的白銀與東亞的商品連結成一條貿易網路,西班牙繞地球一圈最後還是回到遠東並對葡萄牙成為更強大的威脅。反觀葡萄牙擁有摩鹿加群島後懷璧其罪,引起其他國家覬覦,經過多次戰爭最後以荷蘭人勝出,成為荷屬東印度群島的一部份,這就與台灣扯上關係。



海上遊牧民族
「大航海時代」的根基是海商貿易與殖民,這與遊牧民族很類似,相對于農耕文明的安土重遷、固守耕地,遊牧文明是追逐水草資源所以機動性很高,而且要透過貿易交換才能獲得生活所需物資,所以商業敏感度也比自給自足的農業帝國要高得多。把這種觀念用在海上,把馬換成船就成了海商帝國,阿拉伯人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並且影響了歐洲。
但這種觀念在中國是不具備的,尤其朱元璋是農民起義起家,對於商人貿易非常厭惡,建立了一個保守封閉的農業帝國,把從宋代以來的重商開放氣氛一掃而空,這也就是為什麼鄭和下西洋搞了那麼大的場面到頭來一事無成。反倒是鄭芝龍本來有機會成為「華人的東印度公司」 ,可惜一念之差又被拉回農業帝國,最後屍骨無存。清代初期為封殺臺灣的鄭氏王朝再度實施海禁,片板不得下水,從此中國與海洋絕緣,到了清末英國人來中國敲門時已經不知如何應對了。
清朝的皇帝與官員永遠弄不懂,英國在鴉片戰爭獲得那麼大的勝利怎麼會只要求香港這個彈丸之地與五口通商的批文? 因為他們是農業帝國的思維,不瞭解獲得口岸與貿易特許比割讓幾萬平方公里的土地更有價值,這個價值我們由後來香港的發展才逐漸體認到。反過來說海洋國家對商業合約的尊重遠超過其他,因為雙方一切行為都是因這份合約而產生,簽了約不遵守那是罪大惡極,這就是大清帝國在南京條約簽定之後一連串所謂「不平等條約」的由來。



海軍商船海盜三位一體
英國在伊莉莎白一世時代由國王頒給海盜特許狀搶劫西班牙商船從而建立海上強權帝國。海盜在今天是國際公敵,但是英國的海軍、商船、海盜在歷史上卻是三位一體的,伊莉莎白一世甚至稱海盜為「我的海狗」。圖為伊莉莎白一世於1581年4月4日在她所贊助的海盜船”Golden Hind”(金鹿號)上為Francis Drake頒授爵士勳位。



白銀帝國
西班牙人從美洲獲得了大量的白銀,透過採購中國的絲綢、瓷器、茶葉等貴重商品讓大量的白銀流入中國,由於美洲銀的質地較純,中國商人收到後就將其融化改為成色較低的銀錠,其量甚大讓中國首次得以統一貨幣為銀本位制。1821年墨西哥獨立後鑄造的銀幣「鷹洋」(因幣上的老鷹圖案而得名)更從1854年起大量流入中國成為流通的貨幣,後來的龍銀與袁大頭都是鷹洋的仿製品,連發行紙幣都要根據它來換算價值。
由於貿易逆差,西班牙自美洲獲得的白銀大量流入中國,讓明清時代的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直到英國在19世紀中葉用鴉片貿易才扭轉這個情勢,之後中國的白銀大量流出,加上西方學得絲綢與瓷器的製造技術,英國又在印度種植茶葉取代中國,中國從此成為入超國家,加上科技落後、工商業不發達,內外戰爭頻仍,國家愈來愈窮。
在東亞的貿易中日本是個特殊例子,由於日本產銀,本身也是很大的市場,在16世紀的國際貿易競爭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蘭人、英國人接踵而來,他們爭取澳門、台灣、菲律賓做為殖民地有相當原因是為了與日本的貿易。而日本也有許多商人不顧幕府鎖國禁令在各地從事貿易活動,譬如早在荷蘭時代之前許多日本人就已經來到台灣向原住民採購梅花鹿皮做為盔甲與武士刀的裝飾配件,而當時中國還把台灣當成化外之地。
滿載白銀的西班牙商船毫無疑問成為海盜覬覦的對象,就如圖所示。海盜在今天被好萊塢包裝成為冒險英雄的形象,但當年海盜被認為是罪大惡極,抓到唯有吊死一途。



東西方帆船PK
中國與西方船艦的技術差距不是自19世紀蒸氣鐵甲艦時代方始,早在16世紀就已開始落後。首先西方的船身建造有來自殖民地各種堅固的木頭為材料,中國雖原來也有良好的木材但多年下來已砍伐殆盡,後來使用的杉木或松木就趕不上西方的柚木或橡木堅固耐用,西方風帆戰艦更包上銅皮,一方面防止藤壺生長,一方面也起防護的作用。其次西方的風帆是多桅多桁的橫帆,雖然操帆較耗費人力,但比中式的直立硬帆可更細緻的運用風力,尤其是逆風航行能力,這在海戰爭中取有利位置時十分重要。西方風帆戰艦有多層火炮甲板,因此乾舷較高,利於高海況航海,並防止敵人攀爬偷襲。多層火炮甲板能裝置多達百門火砲,因為早年前裝砲發射速度很慢,必須增加火炮數量來換取發射的密集度,這一點遠非單層甲板、最多十數門小砲的中式水師戰船能夠比擬,何況西方冶金技術較先進讓火炮鑄造的精度大為提高,反觀當時中國鑄造的火炮充滿沙眼,品質不良,無論射程、準確度與威力都不足,難以抗衡。
此外西方海軍不僅在硬體方面有優勢,更在組織、訓練與經驗方面大幅超越中國。無論是艦上的軍官與水手的分工編組與作業方式,艦隊編隊、戰術運動與通信,以及海軍高司參謀單位、學院、造船體系等都比中國健全。更加上歐洲從歷史以來多次高強度海戰磨練出技術、累積了經驗,能夠跨越遠洋萬里奔襲,反觀中國歷史上的所謂「海戰」大部分發生在江湖河川,由中國稱「水師」而非「海軍」就可得知其對海軍的觀念不過就是開船的陸軍而已。
導航技術也是關鍵。中國雖然發明了牽星板,但沒有像西方更完善成為六分儀,雖然發明了指南針,但西方根據此原理發展成更精細的磁羅經。更重要的是可精確量度的海圖、可查每天星相的天文曆,與航行幾個月誤差不超過幾分鐘的天文鐘三者共用才能準確測定船位,這不僅是科技,更是建立航海日誌制度賦予全球航船測繪通報義務所產生的結果,這些都是中國所缺乏的。



遠東的貿易
當時中國出產的絲綢、瓷器與茶葉在歐洲是極為高價的商品,當西班牙在新大陸獲得大量的白銀後,原來依王室規定必須全數運回本國,但因遠東的貿易利潤實在太誘人,許多運銀船不顧禁令由墨西哥直接跨越太平洋來到遠東,將白銀換取商品後再運回歐洲高價出售,可以獲取三倍的利潤。結果之一是全世界75%的白銀都流向中國,造成貿易失衡與歐洲的經濟危機,並讓中國以銀為基礎首次統一了貨幣。其二是西班牙因此缺少資金去鎮壓荷蘭人的叛亂,最後荷蘭獨立成為西班牙在海上強勁的競爭對手。
當時西班牙商船將東亞的商品運到美洲交換白銀運回亞洲並將商品轉運到歐洲形成一個網路,為了更有效運作西班牙人在1565年佔領菲律賓成為殖民地做為據點,成為墨西哥白銀與中國商品的交易站。但由於荷蘭人佔領台灣卡住了往日本的通路,才讓西班牙興起占領台灣北部的動機。
青花瓷在當時的歐洲價格幾乎等同於黃金,即使到今天沈船貿易瓷仍然是骨董市場的高價拍賣品,撈起一船青花瓷遠比撈起一船黃金值錢。甚至有一種說法當一船青花瓷撈起後,打撈者會把品相不佳的瓷器當場敲碎拋海,因為如果全部一次性倒向拍賣市場將造成價格崩盤,對大家都沒好處。這就像法國葡萄豐收多餘的必須銷毀道理一樣,這正是海商帝國與農業帝國的思想差異,在農業帝國這些是物資不能暴殄天物,在海商帝國一切都是商品價格,能賣出的才有價值。



長崎出島荷蘭商館
圖為長崎出島的荷蘭商館,與中國廣州十三行的概念類似,洋人必須在劃定的封閉區域內居住,不得與當地人混雜接觸。幕府防的是可能動搖其統治基礎的宗教而非新技術,在這方面荷蘭人態度就與葡萄牙人不同,信奉天主教的葡萄牙人不斷的以傳教去碰觸幕府的底線,造成慘烈的殉教事件,反觀信奉新教的荷蘭人比較有彈性,承諾幕府不傳教而取代了葡萄牙人原來先發的地位,到後來多數人只知「蘭學」而忽略了日本最初接觸的西方人是葡萄牙人。



屯門海戰
1511年葡萄牙人佔領了麻六甲,接下來希望在中國南方獲得一個據點,同時能兼顧中國與日本的貿易。1514年葡萄牙船隊來到珠江口佔領了屯門,由於種種原因明朝並沒有立即反應,直到1521年8月才下令廣東海道副使汪鋐驅逐「佛郎機人」(當時明朝對葡萄牙人的稱謂),這時葡萄牙人已經盤據屯門許多年了,自然不肯退讓。在這種情況下戰爭就不可避免,由於不瞭解敵人,明軍第一回合在葡萄牙人猛烈的炮火下敗陣,但汪鋐很快學會葡萄牙人的戰法,仿製佛郎機砲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率4,000餘人,戰船50艘,並以火攻的方式獲勝,葡萄牙人駕僅剩的三艘船逃回麻六甲,是為「屯門之役」。之後朝令凡遇掛葡萄牙旗的船隻即予擊毀。1523年葡萄牙人仍不死心來面見廣東地方官員,因朝廷已有禁令不予理會,並對葡萄牙船隊發動攻擊,葡萄牙人猝不及防6艘船艦中有1艘被擊沉、1艘被繳獲,300人中有42人被俘、 35人陣亡、 77人受傷,是為「西草灣之役」。
葡萄牙人在廣東碰壁,於是北上到較寬鬆的福建、浙江一帶活動,後來在1557年賄絡地方官員以「需要一塊地方晾曬被風浪濺濕貨物」為理由暫時寄居澳門,賄絡後來因為東窗事發成為政府租借,此後澳門成為進入中國與日本市場的重要基地,並引起其他西方海商國家譬如英、荷的覬覦,多次遭到圍攻。
屯門海戰是大航海時代後東西方的第一次交戰,結果是中方獲勝,若屯門戰敗,就會出現「葡屬香港」,歷史就可能改寫。中方獲勝的原因一是葡萄牙人實力不強,並且兩次都是受到突襲才失敗。屯門之戰的火攻戰術之後在鄭芝龍與荷蘭的澎湖風櫃尾戰役、料羅灣戰役,鄭成功在台灣大員的諸次海戰中都曾反覆使用,尚稱有效。想不到300年後發生的鴉片戰爭中英海戰,清水師還是沿用同樣的火攻戰法,結果遭致徹底慘敗。



媽閣澳門
「澳門」在葡萄牙文稱為“Macau”,源自葡萄牙人初登岸時見到一座媽祖廟,詢問當地人此為何處,回曰:「媽閣!」因此得名。澳門為中國的邊陲帶來一抹優美的南歐風采,成為非常有特色的一個城市。澳門也在十六世紀東西方文化交會時成為重要的接觸前緣,著名的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艾儒略等天主教士都是先抵達澳門才進入中國,



傳教與殉教
1597年2月5日(慶長2年12月19日),26名天主教徒在日本長崎被豐臣秀吉下令以殘酷的方式處死,其中包括6名聖方濟各神父(4名西班牙籍、1名義大利籍、 1名墨西哥籍) 。他們的遺骸被天主教會帶往世界各地當成聖物尊崇,其中部份藏在澳門大三巴牌坊(Ruínas da Antiga Catedral de São Paulo) 下。大導演馬丁 史柯西斯(Martin Scorsese)執導的電影「沉默」 (Silence)就是演出這段歷史。
即使如此,1601年又有大批日本信徒來到澳門大三巴的聖保祿書院(Colégio de São Paulo)進修,他們學成後回到日本傳教,大多數在後來德川幕府更為全面且慘烈的宗教迫害中遭到處決。甚至大三巴聖保祿教堂的設計者,義大利耶穌會教士卡洛斯 斯皮諾拉(Carlo Spinola)也在1622年死於日本長崎大殉教,當時他與其他22位殉教者被活活燒死,另有30人遭斬首。
聖保祿教堂與書院今日已毀,只剩下正面的牌坊與階梯。當年這些修士走下大三巴石階離開澳門準備前往日本時,對未來將面對的處境是否心中已經了然?



利瑪竇
明末清初許多歐洲傳教士經由澳門進入中國,他們除了傳教還帶來西方的科學知識,有些甚至在朝中供職。這些傳教士中最著名的當屬義大利籍的利瑪竇(Matteo Ricci)。利瑪竇於1582年(萬曆10年)來到中國,1600年開始在北京常住直到1610年去世葬在北京。他繪製了中國第一幅世界地圖「 坤輿萬國全圖」,並且吸收了中國第一批天主教徒徐光啟等人。



朱印船
在十六世紀大明王朝與日本幕府都實行海禁,而葡萄牙取得澳門後於1571年開闢澳門到長崎的航線,成為壟斷大明與日本絲綢貿易的狀態。日本戰國時代結束後豐臣秀吉為鼓勵國際貿易而於1592年頒發第一張蓋有幕府將軍朱印的海外航渡特許證給特定商船,這就是「朱印船」的開始。 「朱印船」不僅做為管理本國商船的工具,還必須要求對方政府配合只允許持有朱印狀的商船進入,因此也涉及雙邊貿易與關稅等外交談判。朱印船主包含大名、幕吏、商人及外國人等100多人,1628年在台灣鬧出綁架荷蘭長官事件的濱田彌兵衛就是朱印船主之一。德川幕府之後延續此一政策,從1604年至1635年的32年間共有356航次朱印船,平均每年11船次,這個數量當然遠遠不敷實際需要,所以走私船隻不計其數,還有轉租甚至偽造朱印狀的情形。江戶幕府為求安全計於1635年全面停止朱印船制度回復鎖國狀態。



鄭芝龍閩南海商集團
我們對明代「倭寇」的印象來自傳統的歷史教育,當成日本海盜對中國東南沿海的侵略。但從大航海時代的角度可能得到完全不同的理解。其實明代「倭寇」的產生完全因海禁而起,原來從事海外貿易的東南沿海人民被剝奪生計後挺而走險,朝廷派兵緝拿,走私者為規避法令自稱日本人,「倭寇」之名由此產生,所以「倭寇」並不一定都是日本人,更多是閩浙一帶的華人還加上部份朝鮮人與西洋人。譬如西方稱之為”Capitan China”或是“Andrea”(中國船長/安德烈)的李旦,他的副將” Pedro Chino”(中國彼得)顏思齊,以及通曉六種語言被稱做”Nicholas Iquan”(尼古拉 一官)的接班人鄭芝龍就是其中勢力最大的一支。當時真正日本籍的倭寇被稱做「真倭」 ,華人倭寇則被稱做「從倭」 ,有云:「大抵真倭十之三,從倭者十之七」可見其比例,後來還有「假倭」 之稱就完全沒有日本人了。甚至當時閩浙沿海因海禁民生凋敝而不得不移民南洋者也被明朝地方官員視為倭寇處死以製造業績。
倭寇的目的主要是貿易,打家劫舍只是副業,至於攻城掠地則不是倭寇的本質。倭寇是海商帝國的思維,一切行動都要計算投資效益的,因為每一個參予者都等於是股東。像聚眾數萬登陸這種大型軍事行動是要花很多錢的,所為何來﹖要搶多少財寶才夠幾萬人分﹖所以「倭寇犯邊」根本是農業帝國的思維,倭寇如果放棄海上機動的優勢登陸攻打明軍防守的城池,那還算是海盜嗎﹖ 明代「倭寇」雖然大部份是華人,但朝廷沒有因勢利導讓其成為像荷蘭或英國東印度公司那樣的海商組織,錯失在大航海時代成為海商帝國的機會。
鄭芝龍後來降清有不得不的考慮,因為海上艦隊要依賴陸地基地提供支援,當清軍佔領全大陸後,失去母港的鄭氏集團可能被荷英葡西各國聯合滿清一同剿滅以瓜分他的地盤,所以鄭芝龍選擇與滿清合作以對抗西方勢力,但他最大的失策是離開海洋上陸當寓公,就如同魚離水只能任人宰割,完全不懂海洋的滿清只是想用他當人質要脅鄭成功,當鄭成功不聽話時就把鄭芝龍一家11口全部送往菜市口處斬,可惜了一個原來有可能建立華人版東印度公司的奇才。



平戶田川氏
田川氏是日本九州江戶時代肥前國平戶藩士田川七左衛門之女,17歲時嫁給從泉州到平戶發展的鄭芝龍不久懷孕,1624年7月14日在海邊大石旁生下鄭森(即後來的鄭成功,在西方以「國姓爺」而聞名),當時鄭芝龍人在澎湖代表李旦引導荷蘭人到台灣。1626年次子出生名田川次郎左衞門。田川氏直到1645年方被鄭芝龍接回福建南安但次年即被清軍攻陷,滿清將領想要占有田川氏被其持匕首反抗,結果田川氏被一劍刺死,享年45歲。鄭成功後來執意反清復明,與母親死於清軍之手很有關係。



受洗的倭寇
葡萄牙與西班牙等天主教國家都很熱中於傳教,西班牙佔領呂宋後迅速將菲律賓改造為亞洲唯一的天主教國家。當時顏思齊即曾在馬尼拉的Saint Augustine 教堂受洗,教名”Pedro”,因此西方人都稱他 Chino Pedro”(中國彼得)。當時海盜足跡遍及日本、華東、華南、澳門、台灣及菲律賓、馬來半島與東印度群島等地,組成的人種有白人、黑人、黃種人及各地原住民,所以對不同的文化較有包容性。像鄭芝龍年輕居住澳門時也曾受洗,教名”Nicholas”所以也有人稱他「尼古拉 一官」。海盜信奉天主教有一個重要原因,當他們與西方人打交道時較能降低隔閡,爭取認同。顏思齊受洗的Saint Augustine 教堂於1607年建立,是菲律賓最古老的教堂,至今猶存成為菲律賓國家地標,並獲聯合國指定為世界文化遺產。顏思齊1625年逝於台灣笨港(今北港)。



荷蘭時代之前的安平港
在荷蘭東印度公司占領台灣之前,台南安平就已經聚集許多船隻在此避風、整補與交易,包括來自美洲新大陸裝滿白銀的西班牙商船、來自中國福建沿海載著絲綢與瓷器兜售的戎克船,與來自日本買台灣梅花鹿皮的朱印船與民間船隻,甚至還有倭寇與英國的海盜船。雖然當時大明帝國與日本的幕府都實行海禁,但海上貿易豐厚獲利的誘惑力讓百姓挺而走險,由於當時中國把台灣當成是化外之地,所以安平等於是三不管的無政府狀態,任何船隻都可自由進出。
當時漢人來台灣都是為了捕魚、貿易或船隻避風整補而做暫時的停留,據估計當時不超過1,500人,這些漢人也沒有開墾農業做定居的打算。台灣有漢人定居要到荷蘭時代為了開發殖民地經濟的大農場,缺少人力而鼓勵福建地區移民才開始,但人數也不多,到1659年統計也才約25,000人到30,000人。



台灣船與倭寇
在今天的台南市安平港有一艘復原的「台灣船」,這是根據日本1600年薩摩藩所繪一幅題為「台灣船」的畫作來建造的,這幅畫是當時平戶藩主松浦靜山的收藏品。為什麼重建台灣船要找日本的畫來參考呢﹖因為當時中國鎖國日本無法與之貿易,只有走私一途,而台灣靠近中國,當時卻被中國政府視為化外之地,所以大員內海就成了走私船的聚集地,許多福建人在大陸建造船隻載運貨物來這個三不管的地方與日本船交易,因此日本對當時的台灣船有許多描繪。由於明朝官員把所有走私者都稱為「倭寇」,將台灣人稱為「東夷」或「島夷」,台灣船就都變成倭寇船了。 台灣船基本上是「福船」的式樣,兩片竹編的硬帆,船身艏尾翹起航海性能較佳,鄭成功攻台時也是以福船為主。圖為在荷蘭時代之前台灣船駛入台江內海與日本船進行走私貿易。



Ilha Formosa
當葡萄牙的船隻從澳門開往日本的途中經過臺灣海峽,看見一座海圖上未標示的無名島有著茂密的原始森林,水手們不禁脫口而出:”Ilha Formosa”(美麗之島),這就是「福爾摩沙」此一稱謂的由來。
事實上在葡萄牙文中“Formosa”是「美麗」的意思,“Ilha”則是「島嶼」之意。葡萄牙在全球航行於許多地方都留下“Formosa”的地名。但葡萄牙人當年並未將臺灣稱為“Formosa”而是稱做” Lequeo pequeno”(小琉球)。1580年的文獻首見西班牙人將臺灣稱為“Hermosa”,由於葡萄牙文與西班牙同為拉丁語系, “Hermosa” 顯然來自“Formosa” ,之後荷蘭人也稱臺灣為“Formosa”。至於「臺灣」的地名則可能來自原住民平埔族西拉雅人的「大員」,當時只指台南安平熱蘭遮城一帶,後來擴大成為全島的名稱,發音並逐漸轉變成為「臺灣」,但西方人仍習稱臺灣為“Formosa”。
事實上早年通過台灣海峽的西方船隻雖然在海圖上標記了台灣,但並未真正上岸測繪,以至於被西岸幾條大溪寬廣的出口所誤導,以為台灣是三個島嶼。只有西班牙人的海圖正確的將台灣畫成一個島,因為西班牙人從菲律賓的馬尼拉到日本長崎通常乘著黑潮由台灣東岸經過,所以知道這是一個完整的島。



Ilha Pescadores﹖
Ilha Pescadores﹖ 大航海時代西方國家的船隻來到東亞秉持「大發現」的精神將所有的陸地、島嶼、海峽全部根據他們習慣的名稱重新命名,儘管這些地方千百年來已經有當地習稱的地名 。由於西方航海發展出一套科學的系統制度,因此後世全球航海者都不得不依照西方測繪的海圖來航行,對於東亞的船員他們必須暫時忘記原來熟知的地名而使用這些拗口的西文地名,否則不免擱淺撞山。譬如「澎湖」在西方海圖叫”Pescadores”而非”Penhu”,這是一個葡萄牙文,如果是西班牙文就寫成”Piscadores”。



荷蘭東印度公司
荷蘭東印度公司(荷語: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簡稱VOC)成立於1602年3月20日,是世界第一家跨國企業,也是第一家股份有限公司。荷蘭東印度公司被賦予可以組織傭兵、發行貨幣、簽訂條約、管理殖民地等類似國家行為的特權。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標幟為V串連O和C,船旗則為荷蘭國旗紅藍中間的白色區域增加黑色的VOC標誌。
荷蘭東印度公司於1619年在爪哇的巴達維亞(今印尼雅加達)成立亞洲總部,1622年在澎湖風櫃尾建立城堡做為據點希望壟斷原來由葡萄牙人與西班牙人控制的中國與日本貿易航路,1624年因明朝壓迫拆毀城堡轉往當時尚為三不管地帶的台灣大員設立熱蘭遮城與普羅民遮城,派任行政長官對台灣進行殖民統治38年後於1664年被鄭成功打敗撤出台灣。荷蘭東印度公司是典型的海商帝國經營模式,讓台灣第一次融入國際貿易的大市場,當時台灣的蔗糖、鹿皮、樟腦在各國都是搶手貨,經營成績名列VOC全球35個據點的第二名,僅次於日本。由於荷蘭人是以公司型態經營台灣,這在農業帝國的中國是無法想像的,所以用傳統中國史觀看荷蘭人治理台灣的這段歷史往往產生極大的偏差。
荷蘭東印度公司開業期間總共向海外派出1,772艘船,約有100萬人次歐洲人搭乘4,789航次從荷蘭前往亞洲各地區。平均每個海外據點有25,000名員工、12,000名船員。荷蘭東印度公司獲利非常驚人,股利達40%。1798年因為英荷戰爭失利,公司出現經營危機而解散,存在近2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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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六甲
1511年葡萄牙人打敗由明朝鄭和冊封的滿剌加王朝取得麻六甲(Malacca)做為在東印度群島的貿易據點,當時麻六甲已經有許多華籍移民。1641年荷蘭人得到柔佛蘇丹之助擊敗葡萄牙人占領麻六甲,從1641年至1795年統治麻六甲達154年,但後來因重心逐漸轉移到巴達威亞讓麻六甲的重要性降低,到了1824年荷蘭與英國以合約協議將麻六甲交給英國換取蘇門答臘島上的明古連(Benkoelen)地區,從此麻六甲成為英國殖民地直到二戰後馬來西亞獨立成為一州,2008年聯合國決議將麻六甲市列為世界文化遺產。圖為麻六甲的地標” Bovenkerk”教堂就是荷蘭人於1753年興建的,它原來是白色的,直到1911年才被英國人漆成紅色。本圖顯示17世紀荷蘭人時代的教堂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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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達維亞
巴達維亞(Batavia,今印尼的雅加達)是荷蘭東印度公司總部所在,其實這兒從1527年萬丹王國時帶就叫做雅加達,荷蘭東印度公司於1619年征服了它並改名「巴達維亞」(荷蘭在古羅馬時代的稱呼)。1811年英荷戰爭時英軍曾經佔領巴達維亞於1816年協議交還。1942年日軍佔領時重新命名雅加達,1949年印尼獨立,雅加達成為首都。
巴達維亞有一條吉利翁河(Ciliwung,或稱大河Kali Besar)貫穿市區中心,在河的兩旁有優雅的建築,巨大的碼頭倉庫、運河網,甚至還有風車與開合橋這種典型的荷蘭元素,有些至今尚存。但這些水系在熱帶卻成為病媒的溫床,造成18世紀末時全城竟然三分之一因熱帶傳染病死亡,之後有錢人都遷離到郊區,舊市區中心逐漸荒廢。
巴達維亞的華人很多,勢力也很龐大,有自己封閉的運作模式,結果引起忌憚。1740年10月因糖廠失業華工的暴亂讓荷蘭總督下令屠殺,6000名華人死於非命,從此排華成為印尼的傳統,每隔一陣子就會發作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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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船在巴達維亞
荷蘭人在巴達維亞吉利翁河的河口建造城堡與長堤,導引較小的船隻進入巴達維亞,較大的船隻在河口外有許多島嶼可以裝卸貨物或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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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艦隊圍攻澳門
台灣其實不是荷蘭東印度公司的主要目標,當時VOC覬覦的是葡萄牙的澳門。荷蘭艦隊於1601年至1627年間先後5次攻打澳門,其中以1622年6月24日發生的戰役最為重要,雖然荷蘭人這一次與英國人聯手但最後損失慘重而退卻,一艘軍艦沉沒、136人陣亡,是澳門有史以來最大的戰役,荷蘭人攻打澳門未果才轉往澎湖,建立城堡後又受到明朝的壓力再轉而奪取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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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荷料羅灣海戰
1624年荷蘭被迫答應撤出澎湖時明朝官員曾經承諾未來開放貿易,但明朝的基本國策是海禁,這實際非地方官員的權限,所以一直未能落實。當時荷蘭在全球獲得多項戰役勝利國力大增,並且在台灣經營上軌道後信心高漲,不僅要求通商還要求特許壟斷,這就更不可能,在多次要求未獲回應後,荷蘭東印度公司決定以派出軍艦劫掠中國沿海的方式壓迫大明帝國屈服。
1633年7月7日第二任台灣長官德·韋特(Gerard Frederikszoon de With)率領13艘戰艦組成的荷蘭艦隊突襲南澳,明軍沒有防備頗有損失,接著封鎖金廈海域並進攻廈門,雙方互有勝負,一方面荷軍兵力有限,另一方面明軍也在觀望。直到9月22日來自北京崇禎皇帝的御旨到下令嚴懲,於是福建前線開始動員,這時出現一個關鍵人物,就是被招安的倭寇鄭芝龍。鄭芝龍非常熟悉荷蘭海軍的裝備與戰法,加上自己率領的海盜部隊加入,明軍開始取得優勢。荷軍也有海盜助陣,鄭芝龍的死對頭劉香老率50艘海盜船加入荷軍。10月22日明、荷兩軍在金門的料羅灣爆發大海戰,荷蘭艦隊8艘戰艦與50艘大小海盜船對上明朝水師的50艘大型戰船、 100艘火船。鄭芝龍的戰法奏效加上明軍戰有數量上的優勢,結果荷軍的”Brouckersheaven”號燒毀,”Weiringen”號被擊沉,”Slotendijck”號被擄獲,其餘船隻也受損,荷軍死傷被俘約1,500人,大敗逃回大員。
料羅灣海戰之後荷蘭再也不敢用武力挑釁大明帝國,改採與鄭芝龍私下合作,鄭芝龍原來在當海盜時就已經給向其繳納高額保護費的船隻令旗以為標示,一船竟要價2,000兩黃金,連荷蘭人都不得不向他購買,因為不繳保護費就一定會被搶劫。料羅灣海戰後更是氣焰高漲,擁有3,000艘船,徒眾10萬,荷蘭與大明朝廷都有求於他,遠東的貿易成為鄭芝龍一家獨霸,年收入竟高達400萬兩黃金,富可敵國,甚至回過頭來搶劫暹羅進貢大明的使節船。而對荷蘭人來說,辛辛苦苦建立台灣據點,卻不能保障海上航路,還要向鄭芝龍付保護費,大員的存在價值就令人懷疑。這就是為甚麼後來揆一向巴達維亞求救,總部卻一直猶豫不決,捨不得派兵增援的原因,因為那時的台灣對荷蘭東印度公司來說已經接近雞肋的感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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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經濟
在荷蘭統治之前台灣並無漢人定居,少數漢人都是貿易商、海盜或漁民來此交易或避風,只是暫時歇腳沒有落戶墾殖的,而原住民的簡單農耕只能自給自足,而且原住民沒有土地私有的概念,這給荷蘭人創造了機會徵收全部耕地為公司所有,並引進國際貿易需要的農產品種植建立大農場式的殖民經濟。由於荷蘭人宣稱這些土地屬於荷蘭王室,台灣至今仍有「王田」這個地名存在。
殖民式經濟與傳統農業帝國自給自足的小農制正好是對立面,好處是與國際市場掛勾獲取鉅額商業利益,壞處是風險集中一有變動就會造成糧荒。當時荷蘭人引進許多台灣原來沒有的農產品物種包括甘蔗、鳳梨、蓮霧、番茄、釋迦、芒果、豌豆(俗稱荷蘭豆)等,家畜水產譬如水牛、虱目魚等,這些都是荷蘭人由東印度群島或馬來半島引進的。當時荷蘭人以種植甘蔗煉糖外銷為主,荷蘭利用台灣南部充份的日照種植甘蔗,並利用風車輾壓蔗汁製糖(如前頁跨頁圖)。由於甘蔗種植比水稻容易,糖價也高,所以農民頗有意願,但到了荷治末期中國發生戰亂,米價高漲,而當時國際糖價低迷,農民種水稻意願超過甘蔗引起大員當局的緊張,為了彌補利潤開徵各種苛捐雜稅並加強查緝引來漢人的不滿,而限制稻米種植又引來糧荒民不聊生,終於爆發郭懷一農民起義事件。
台灣現在使用計算農地面積的單位「甲」也是來自荷蘭的morgen,1 morgan等於8,515.79平方公尺,大約2英畝(Acre),但因為荷蘭人稱農地為”akker”,當時漢人簡化唸成”ka”而成為閩南語的「甲」,之後鄭成功軍墾也沿用此單位,就一直傳到現在。”Morgan”或「甲」對荷蘭是活化石,因為後來荷蘭改十進位制,當時還殖民的印尼也跟著一起改,目前全球只有台灣與南非部份前荷屬地還使用此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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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尼拉
西班牙人於1571年佔領原為大明帝國藩屬國的呂宋,開始長達330年的殖民統治。當時西班牙人還沒有看出台灣的重要性,重心放在南方的擴張,直到荷蘭人來到遠東,由於荷蘭與西班牙曾經因為獨立戰爭而對立,荷蘭艦隊對進出馬尼拉的西班牙運銀商船展開攻擊,為了能持續封鎖馬尼拉荷蘭需要一個據點,但奪取澳門與澎湖的行動都遭到挫折,最後轉往台灣的大員。台灣的地理位置正好卡在馬尼拉到日本的中間,這讓西班牙大為緊張,決定也在台灣建立據點,既然荷蘭人佔據了南台灣,那麼西班牙人就跨前一步,於1626年登陸台灣北部的雞籠(今基隆)與滬尾(今淡水)建立據點。
當時呂宋住有多達數十萬華人,與西班牙殖民者關係緊張曾多次發生大屠殺事件,每次華人被弒動輒數萬人。當鄭成功於1662年從荷蘭人手中取得台灣後決定跨海出兵討伐,先遣道明會神父李柯羅(Victorio Ricci) 攜帶國書前往馬尼拉面見總督警告,不料此一消息走漏引發西班牙人與華人之間的猜忌又再度發生屠殺動亂,鄭成功聞訊大怒決定立刻出兵但旋即過世,繼任者鄭經自己地位不穩,出兵一事暫時擱下,從此再無機會。圖為李柯羅神父穿著明朝官員服裝搭專艦在馬尼拉登岸,顯示他是國姓爺特使的身份,幹這個特使的風險很高,因為之前鄭成功就殺了勸降不成的荷蘭牧師范無如區(Anthonius Hambroek ,或譯亨布魯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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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過黑水溝
台灣納入大清版圖後雖然清廷解除對台的海禁令,但是仍有相當多的限制,台灣雖然納入福建省,但福建省民來台仍然必須取得許可,而且不得攜帶家眷,這是延續荷蘭統治時期的政策。最初由於施琅偏袒泉州同鄉而排斥粵籍移民,指稱它們都是海盜,以至於後來清廷改變施琅做法時,廣東客家移民來台已經沒有平地的空間而只能往山地偏遠地區發展。由於台灣天高皇帝遠,官方在管理不同族群移民時也沿用荷蘭分化的辦法以避免同鄉聚眾叛亂,但這也種下台灣族群械鬥不斷的遠因。

由於官方許可的人數很少,更多的移民仍採偷渡方式。當時自閩粵沿海搭乘偷渡人蛇安排的船來台灣風險很高,一方面因為多年海禁大船都被官方焚毀,只剩很小很破爛的船隻,在跨越台灣海峽黑水溝時很容易遭遇風浪而沉沒,另一方面人蛇為了避免被官方緝捕通常選擇夜晚偷偷出航,在船還沒到達岸邊就催促偷渡客下船自行涉水登岸,很多人就淹死在途中,加上聽說台灣還有原住民出草,所謂的 :「六死、三留、一回頭」,留下來的只有三成。還說 :「過番剩一半,過臺灣無得看」。「過番」就是去南洋,當時認為去台灣的風險甚至還超過去南洋。

由於不能攜眷,造成「只有唐山公、沒有唐山嬤」的後果。當時台灣原住民是母系社會,這些被稱做「羅漢腳」的單身男性移民紛紛以入贅方式成為原住民平埔族家庭的女婿。這樣好處很多,不但有了老婆與後代,還有了土地。然而漢人宗族觀念很重,明明是入贅,卻自行搞個祖宗牌位,原住民不知其嚴重性,幾代之後竟變成漢人家族,這就是台灣平埔族被消滅的原因,所謂消滅不是不存在,而是今天絕大部份閩南人家庭本來都應該是平埔族。有一點可以證明,我們今天到廈門可以發現所有人的長像有其共同性,但在台灣閩南社會不同家族長相差異頗大,共同性非常不明顯。



茶葉貿易與大稻埕
台灣的茶葉種植最初從福建引進,十九世紀英國的茶葉大部份都自中國進口,其中許多來自台灣,當年在西方是非常高單價的商品,臺北大稻埕的茶行與碼頭(現在的迪化街與貴德街一帶)當年就是因為茶葉貿易而興起。早年臺灣北部產自大嵙崁溪上游的茶葉都是用小船順流而下運抵艋舺(南島語系的原住民語”Bangka”即小舟舢舨之意,後被日人改為同音字萬華 )。後艋舺淤淺便往下遊移到大稻埕。當年碼頭前的戎克船可以直駛福建廣東,或至淡水換乘洋行的輪船送往倫敦。
台灣茶的產業是由英國商人約翰.陶德(John Dodd)開始的,他從福建安溪引進茶種種植,開設在大稻埕的洋行助手就是李春生。當年艋舺是臺灣北部的商業中心,後發生漳泉頂下郊拼械鬥,同安人不敵被迫遷往下游的大稻埕,剛好遇上茶葉貿易的興盛,因此大稻埕淩駕艋舺成為新的商業中心,同安人因禍得福繁榮至今。劉銘傳擔任臺灣巡撫要興建臺北城時因不想涉入漳泉紛爭,故意選在艋舺與大稻埕中間的三不管地帶,就是今天的臺北市城中區。而且還特別為艋舺的泉州人開了第五個城門「小南門」專供其進出。
台灣的茶還與美國的獨立建國有關。當年英國政府在美洲殖民地耗費巨大,因此想要藉茶葉課稅來彌補財政,卻引發波士頓的「茶稅事件」(Boston Tea Party),1773年一群抗議徵稅的市民化裝成印地安人闖入停泊波士頓的英國茶葉船把茶箱拋入港中。這個事件引發了獨立運動締造了美利堅合眾國,大航海貿易使得兩個遙遠的國家命運連結在一起。



美國建國與茶的關係
中國的茶葉(主要來自福建與台灣)當年在西方是非常高單價的商品,英國政府因此想要藉茶葉課稅來彌補美洲殖民地的財政支出,因此引發波士頓的「茶黨事件」(Boston Tea Party),一群白人為抗議茶葉課征高額稅金,化妝成印地安人沖上停泊於波士頓港的茶葉船把茶箱拋入海中。這個事件引發了獨立運動締造了美利堅合眾國。大航海貿易使得兩個遙遠的國家命運被連結在一起。



茶葉飛剪船cutty sark號
英國人喝下午茶的習慣世界聞名,而當年英國人喝的茶葉大多產自中國(尤其是福建與臺灣),每當新茶上市各家公司都要用快船搶先運到倫敦以爭取好的價格,所以產生了茶葉船的競賽,當時最快的船三個月就可以從遠東抵達倫敦。由於競爭也連帶刺激了造船工業的進步,開發出「飛剪」 (Clipper)船艏的快船,幾乎達到帆船技術的極致。
1869年下水的“Cutty Sark“號就是一艘著名的茶葉飛剪船,當年多次來往中國與倫敦之間,圖為 “Cutty Sark“號1870年代停泊在上海外灘英國領事館前的黃浦江。 “Cutty Sark“號現被封存在倫敦格林威治成為博物館展示船,她同時也是精品與威士忌酒的品牌。
30至50年代泛美航空著名的跨越太平洋水上飛機航線「中國飛剪號」(China Clipper),典故也出於此。



樟腦貿易與鹿港
台灣有一項特殊產品曾在全球市佔率超過50%的那就是樟腦。在化學合成替代品尚未出現以前,天然樟腦幾乎是無可取代的藥物,但因都被洋行掌握,清廷想要收回官辦專賣,竟在1868年引發「樟腦戰爭」 。許多樟腦產自台灣中部所以選擇從鹿港出口,而且鹿港離大陸福建各港口最近,這造就了鹿港的繁榮,所謂「一府二鹿三艋舺」,鹿港居台灣第二大港的地位 。但因鹿港是河港,濁水溪帶來大量泥沙非常容易淤積,在雍正時代戎克船就必須停泊在很遠的地方用竹筏轉運(見右圖),在遷移幾個地方後都迅速再淤積,最後終於廢港,今日鹿港徒留地名,已完全看不到「港」的痕跡了。



日本殖民時期的台灣糖業
日本人佔領台灣後實施殖民式經濟,以大農場方式種植經濟作物譬如甘蔗、鳳梨、香蕉、瓊麻等,這些農場都由大財團或政府經營,所生產的農產品也統一加工運回日本或外銷,與中國傳統自給自足的小農制完全不同。
這其中以甘蔗種植與煉糖為重中之重。日本人喜吃甜食,戰前的日本政府甚至以個人年砂糖消耗量做為經濟成長的指標。為了大規模的甘蔗種植所以興辦水利建設,從西方引進現代化的機械設備建立糖廠,甚至為了從農地將採收的甘蔗這送往糖廠加工,還建立了密密麻麻的軌道運輸系統,成為台灣最大的鐵路網。當時日本人在全台灣甚至東部地區都建立了許多甘蔗農場與大糖廠,讓台灣成為世界蔗糖的重要產地。
甚至到了1945年後台灣的主要外匯收入仍然來自蔗糖的外銷,可見其重要性,直到其他地區開始發展蔗糖產業,國際糖價大跌,台糖才逐漸淡出市場,但由於各地的蔗田與糖廠佔地廣袤,讓台糖公司成為台灣最大的地主



日本殖民時期的阿里山森林
日本人對於檜木的愛好有異於其他國家,尤其是像阿里山原始森林經歷數千年成長的紅檜巨木更令日人垂涎。因此從1895年剛統治台灣就開始調研。但阿里山林場位處高山,台灣又缺乏平緩的河流可以讓原木順流漂下,當時唯一的方法就是鐵路。但在如此高海拔的山區興建鐵路談何容易,幾經艱難一直到1914年才初步建成。阿里山鐵路引進美國LIMA公司的直立傘形齒輪技術以防止逆退是很特殊的。
阿里山鐵路建成後山上的紅檜便被大量砍伐運出,它們很重要的用途就是興建神社,尤其鳥居的兩根柱子如果是完整的紅檜那是很有面子的事。日人砍伐後的林場改種杉樹人工林,但因是外來樹種而且太過單一,一直不甚成功。
還有一項阿里山特有的產物,日本人日常飲食不可少的就是「山葵」(Wasabi)。天然山葵數量很少非常珍貴,普通生魚片料理使用的大多是化學合成品。基於環境的理由,阿里山已經禁止種植山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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