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籌設海事博物館的探討之二

「海洋文化」最初起源於人類對大海的畏懼,在從前造船、航海、通訊、地理、氣象、救難科技不發達的年代,駕船出海不確定性的風險很高,造成海員社會產生許多禁忌與習俗,這些無法用科學解釋,但的確存在並代代傳承就是海洋文化的核心,主要精神在順從大自然的規律與服膺大海的力量,這種精神正是我們今天需要的。

隨著科技的進步,現代航海的風險已經大幅降低,但歐美等海洋先進國家仍然遵奉這些傳統,反觀視此為「迷信」、是「英國海盜遺留的陋習」的國家都是海洋事業落後的國家。從海事展示設計觀念的差異就可看出,在歐美海事博物館的主要展示品都是經典老船,木質舵輪、黃銅俥鐘、磁羅經,在台灣就非得展最先進的貨櫃船,飛機型舵柄與變速桿、電子海圖不可,前清「船堅炮利」的硬體思維依然強烈。

海洋文化與海洋科技是截然不同的,今日的海洋科技可能成為明日的海洋文化,就像有電子海圖與衛星導航之後,會使用六分儀的人愈來愈少,有衛星網路後摩斯電碼就從船上絕跡,但海事博物館要展的正好就是這些已經不再使用的科技,而在紳士社會也以會使用六分儀或摩斯電碼為時尚。這就像電子錶的準確度超過任何機械錶(科技導向),但只有機械錶有收藏價值(文化導向),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一再強調海洋科學博物館無法取代海事博物館的原因。

全球海洋文化的主流是承襲自英國,所以世界各國海事博物館大多也呈現此一風格,但在台灣除了海軍還保有少數英國海事傳統痕跡外(也已經不多了),其他可說完全不存在,因此海事類型場館毫無海洋文化元素也就不足為奇。我認為承認英國傳統的海洋文化風格並以此為博物館主元素也沒有甚麼不對,畢竟這已經不是英國所獨有而成為世界文化遺產。

當然本土的海洋元素可附屬在主元素之下成為地方特色,不過東西觀念衝突之處必須調和。實際的例子是華人不喜歡談海難沉船,認為不吉利,但國際海事博物館展示的80%都是不得善終之船譬如「鐵達尼號」,因為那些船才有話題、才有故事性,然而台灣的博物館只展壽終正寢的船,缺少故事自然沒有吸引力(這是我實際參與設計的經驗),在這一點上我完全支持照西方的標準。

台灣四面環海,理當是海洋國家性格,但歷史因素造成我們心中農業帝國的思維始終存在。我們畏水、背水而居,海對我們不是通衢而是壁壘,農業帝國不斷的實施海禁就是例證。但早年的台灣並非如此,無論是南島民族或在荷西時代台灣的海洋性格都十分強烈,這是海事博物館首先要發掘並宣揚的價值。

農業帝國的陰影造成我們缺乏商業敏感度,缺乏向外進取的精神,將當年閩南海商集團視為倭寇而錯失成立華人版東印度公司的契機,到了清末終於淪為被列強宰割的殖民地。海商國家重視口岸、批文、商業合同、通路、智慧財產更勝於土地、勞力、生產、物資,這也是今日資本主義社會的普世價值,但我們直到今天仍不太能夠體會,仍然甘以血汗勞工與環境汙染為代價幫西方海商國家代工賺取微薄利潤,成為「新殖民地」。

台灣社會受代工製造業影響向來重硬輕軟、實用主義、成本至上,此實非文化沃土,最明顯的就是對海洋資源只有應用再應用,結果是醜陋的海岸線與枯竭的漁場,有人譏諷台灣「只有海鮮文化、沒有海洋文化」不是無的放矢,海軍除役艦艇大批沉海做人工魚礁更加強了這個印象。即使「德陽」艦獲保存在安平也是不倫不類,被譏為「武進四號」艦。

今天台灣所謂的「海洋文化」與海洋關係其實不大,無論是海灘音樂會、漁人碼頭或是開發商宣傳的”Water Front”住宅,即使是海上遊憩也只是浮潛、海釣、賞鯨,甚至水上摩托車亂飆製造噪音、娛樂船不照航行規則亂開,看不出有任何文化色彩。感覺是「陸地人」搞的「海濱文化」而非真正的「海洋文化」。

海洋文化不僅限於航海與海商,還要加上海洋法系的精神。當年地理大發現時代船隻出航到新世界一切都是前所未有的經驗,只能規範舊世界的成文法完全不適用,所以產生以判例為依據的海洋法系。海洋法系還有一個特色就是陪審團制度,因為法官無法用過去的經驗判斷新面對的狀況,必須由仕紳根據常識達成共識,這就有賴成熟的公民社會,這正是民主政治的起源。而且西方三權分立制度來自於議會與王室的契約,避免君權專擅,所以海洋國家特別重視商務合同,這些都是農業帝國缺少的。台灣今天的民主政治應該是海洋國家的民主政治,海事博物館可以扮演教育的角色,這也提高了海事博物館論述的高度。 (作者:姚開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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